印度凍結vivo資金近4億元，逾500家中資企業在印“渡劫”
印度凍結vivo資金近4億元，逾500家中資企業在印“渡劫”
盡管現實困難重重，但讓中國公司們現在放棄印度不現實
文 | 柳書琪編輯 | 劉以秦
今年4月，印度政府曾對vivo啟動有關“所有權架構和財務報告方面是否存在重大違規行為”的調查，目前尚未披露有關調查的具體結果。對于此次凍結資產，vivo回應稱，公司正在配合印度當局，向他們提供所有所需的信息。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vivo致力于充分遵守法律。
此事發生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正密切關注，中國政府一貫要求中國企業在海外合法合規經營，同時堅定支持中國企業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我們希望印方依法合規調查執法，切實為中國企業在印投資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商業環境。”
近半年來，印度對中資企業的稅務及合規性調查愈演愈烈。小米先于今年1月被追繳65.3億盧比 （約5.6億元人民幣） 的稅款，后又在4月被凍結7.25億美元 （后解除凍結） 。華為、OPPO、一加等企業均在印度遭遇了執法人員突擊上門、翻查臺賬。
據《財經十一人》綜合了解，至少有500家中資企業在印度遭遇了稅務及合規性普查。這是中資企業進入印度以來面臨的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系統性危機。
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言人王小劍參贊表示，印方頻繁調查中國企業的做法不僅擾亂了企業正常經營活動，損害企業商譽，更阻礙了印營商環境改善，挫傷了包括中國企業在內的各國市場主體在印投資經營的信心與意愿。
集體危機
稅務問題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規范或限制外資企業的方式。近年來，印度稅務部門對殼牌、諾基亞、IBM、沃爾瑪、凱恩能源等多家外資企業都進行了稅務調查并開出了高額罰單，其中不乏印度政府敗訴的案例。但自2020年中印邊境沖突后，印度將矛頭主要對準了中資企業。
審查最初是從一些敏感行業開始的。在中國監管收緊后，一批現金貸公司將業務轉向印度。利率過高、暴力催收事件時有發生。印度政府從2020年起開始大力打擊、整治這批現金貸企業。但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資企業負責人表示，由于這些企業用的多是殼公司，經營隱蔽，印度政府的收獲不多。
情形逐漸起了變化。危機向其他行業蔓延，從創造就業相對較少的互聯網行業，到實體經濟的電子制造業、基建產業。過去印度政府查稅的主要目標是大型公司，但現在只要公司內有中國董事或股東，中小企業也有極大風險被調查。檢查的機構也不僅是印度執法局，還包括金融犯罪機構、網絡犯罪調查以及警察局各級部門，中資公司需要車輪戰般地應戰各類檢查。
“最初公司只需要交幾萬元錢打點一下，不傷筋動骨，只是比較麻煩。”前述中資企業負責人說，但現在，對稅務和合規等問題的搜查正在摧毀中國企業在印度生存的基石。
他告訴《財經十一人》，為了規避風險，大批印度本土公司的CA（認證會計師）、CS（公司秘書）拒絕為中國公司的審計及工商變更和年審等重要事項簽字，一批印度董事也集體從中資企業離職。這都將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在印度面臨不合規的系統性風險。
另一位在印中資企業負責人對《財經十一人》說，針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稅務調查同步也在進行。比如亞馬遜今年6月就在投資一家零售集團的交易中，被判定有所隱瞞，并被處以20億盧比 （約1.7億元人民幣） 的罰款。
“日本、韓國的企業被調查、罰款，印度媒體的報道比較中性，但中資企業被查的報道會更負面，整體的風氣不利于中國。”他說。
近兩年來，印度政府針對中國企業頻頻出臺限制政策。截至目前，累積224款中國App被陸續封禁，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等。印度2020年頒布的FDI （外國直接投資） 新政，也要求與其接壤的國家在投資印度前，必須經過印度方面審查。與印度接壤的國家中，中國是最主要的投資國，因此這條政策也被認為是限制中國在印的投資自由。
一位協助中資企業赴印投資的財稅公司負責人告訴《財經十一人》，投資需審批的政策一出，中國企業赴印投資數量斷崖式下跌。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企業對印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下降近七成，僅有6318萬美元。
多位在印中資企業人士一致認為，除了邊境摩擦、部分中資企業業務敏感等因素，印度打壓中資企業的一大目的，是扶持印度本土產業。比如此次遭到重點調查的手機產業，第三方數據機構Counterpoint數據顯示，2022年一季度，印度五大手機廠商中有四家來自中國，小米、realme、vivo和OPPO合計占據了63%的市場份額。
印度本土手機企業如Jio、Reliance，雖然規模較小，且集中在三五百元的超低端價位段，但仍未放棄手機市場的機會。如果中資手機企業持續受到打擊，印度手機企業也有機會向上獲取更高的市場份額。
在印中資企業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資企業也受波及。“這次的查稅風波影響面太廣，其他國家外資企業心里也在打鼓，對印度的營商環境有不安全感。”一位小米印度的財務人士對《財經十一人》說。
如今，橫亙在中資企業面前的困難重重：公司注冊、注資、投資等需要印度政府審批，企業不能參加相關項目招投標，獲得工作或商務簽證難度大。據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統計，高峰時期在印度中資企業從事生產經營的中國人大約有1萬多人，而現在僅剩約一兩千人。一些企業由于簽證遲遲辦不下來，已退出了印度市場。
復雜的印度
一位熟悉印度稅法的中國律師對《財經十一人》說，這些年印度的反避稅措施用力較猛，微軟、諾基亞、IBM等巨頭都曾被追繳過巨額稅款。2007年沃達豐公司收購了和記黃埔旗下的印度通信公司，就曾因是否需向印度繳納巨額稅款而打上法庭，“從地方法院打到高等法院，又打國際仲裁，歷時15年最終以印度政府敗訴而告終。”
“印度人自己也說，印度稅法的復雜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前述中資企業負責人感嘆。
即便是非營利機構，每年也要聘請專門公司，提供稅務、賬務、審計、合規等方面的服務。稍有疏忽，就是違規金額10倍-12倍的罰款，普通公司的合規成本還會更高。
過去美國、日本等國企業進入印度市場較早，拓荒同樣苦不堪言。 林民旺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訴《財經十一人》，外資企業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級部門的糾紛時，往往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護自身合法權益，層層上訴后，正常經營的外資企業贏面很大。 但也需耗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 因此，經常性撤出、轉手資產的歐美企業也不在少數。
但印度的神奇之處在于，總讓人覺得有希望。它把人逼走，又總把人吸引回來。韓國鋼鐵企業浦項、美國沃爾瑪等公司都曾在走與留間多次搖擺。
盡管現實困難重重，但對于許多中資企業而言，放棄印度仍然不太現實。 一方面，印度依然市場廣闊，人口規模龐大，經濟增速在新興經濟體中也位居第一； 另一方面前期成本已經投入，不可能輕易撤退。
各類靈活的經營方式層出不窮。將公司注冊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資，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負責人透露，他的公司名義上是完全的印度公司，股東、董事都是印度人，但實際控制人是中國人。這些印度人只是掛名，每月領著不錯的薪水，對公司事務一概不知。
李欽為有意向投資印度的中國公司提供合規服務，他感受到，今年以來咨詢的公司又多了起來，其中主要是跨國企業及不得不隨之遷徙的供應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們也愿意排隊等待。”
據印度媒體報道，截至6月29日，印度批準的涉及中國實體的FDI申請僅80項，而自限制施加以來中資企業提交的申請為382項，批準的比例僅兩成。難，但還有一條窄道可以通過。
事實上，在印度限制中國直接投資后，一片片新的工業園區仍在印度土地上拔地而起。TCL的電視與顯示屏產線、OPPO、vivo等多家中國電器及電子企業的新園區都將落地。熱火朝天的景象背后，或許意味著中印間的糾葛比想象中更復雜。
作者為《財經》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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