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進國企
我想進國企
（原標題：經觀頭條 | 我想進國企）
（美編：肖利亞）
他不止一次地舉了這個例子：每次新產品上線，都會有績效評級，這種壓力讓他不能接受。“我會問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雖然我不完全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我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互聯網大廠的工作氛圍。”陳鵬說。
陳鵬的目標很明確：進國企。
一次少有的機會出現在本屆應屆生前，為了應對巨大的就業壓力，從6月下旬開始，國資委、人社部等便密集發聲，釋放出“盡快集中啟動夏季招聘，集中崗位資源，集中發布信息，集中線上招聘”的信號。國企也在政策推動下，加賽了一場夏季招聘。
與此同時，畢業生對于國企的就業熱情也正在被前所未有地點燃，智聯招聘報告數據顯示：2022年，應屆畢業生以國企作為就業首選比例持續攀升，達到44.4%。選擇民營企業的比例繼續下降，僅為17.4%。
這與90年代末項陳剛剛畢業的時候截然不同。項陳說，那個時候“沒有什么背景”的學生都愿意去外企、民企闖一闖。
項陳畢業后義無反顧地進入可口可樂，并一路從業務員干到分區經理，“我們那時候剛好處于改革開放最火熱的年代，大家都拼足了勁”，項陳說。
彼時，外資企業成批成批地進入中國，民營企業也開始成長，激蕩的二十年初露崢嶸。在外企和民企大步前進之時，國企則正在經歷一次艱難的改革，從90年代中下旬開始，國企職工總數逐年下降，從上億人為起點，劃出了一條漫長的下斜線，民企就業人數則逐漸上升，并逐漸成為了中國就業市場的主力。
至2015年，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數為6000余萬，但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國有控股企業就業人數下降幅度減緩，在2020年出現了罕見的增長。
這是一條企業、就業人員共同用腳投票出來的斜線。
經濟結構、就業觀念以及無處不在的動力與壓力扎扎實實地立在了線段兩側，壓迫著線段的走向。
盡管國企在整體就業比例中依然不多，且崗位稀缺，競爭激烈，但依然無法阻攔年輕人對國企的熱情，他們迷戀著那個籠罩著穩定和體面的光環，尤其是在2022年沉悶的就業季中。
“我不考慮其他單位，只考慮央國企，進入央國企，意味著穩定、輕松以及受人尊敬，收入也會比較好看，”應屆畢業生上海交大碩士研究生于小曉說。
將在2023年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方熙園，對自己有著精準明確的求職定位，她曾經在字節跳動、浦東人民廣播電臺、阿里文娛，以及美國國家地理中文網實習過，盡管上述企業中并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國企，但她認為“國企最為穩定，且加班沒那么嚴重，薪資也比較好看”。
提到國企兩個字，方熙園的話就忍不住多起來。如果不能順利進入國企，方熙園會去考選調生，對于她來說，這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喜好，與她同處一室的舍友們也有著同樣的選擇傾向。
為了達成自己的目標，在2022年暑期實習時，她連拒兩家大廠的實習機會，選擇了一家與國資央企有關聯的實習單位，旨在為自己日后進入央國企鋪路。
國企的工作機會難得，每次陳鵬的學校組織就業咨詢會，只要是和國企有關，都是場場爆滿，經常搶不到位置。
出身名校的陳鵬，將自己與去年畢業的師哥相比了一下，憑著學校的招牌，師哥去年還能跨專業找到工作單位，今年便不行了。
退而求其次，他選擇了先去互聯網大廠積累經驗，但是受疫情和監管因素影響，不止一家互聯網企業今年開始進入不景氣周期，用戶群不會像以前那般瘋狂增長。陳鵬發現，自己實習的部門正在進行縮減，公司擬進一步精簡人員。
這一切，都愈加堅定了陳鵬選擇央國企的信心：在一線城市的央國企先工作五六年，攢夠一定的經驗后，便回到相對閑適的二線城市生活、定居。
邱士楷摩拳擦掌，7月7號一天之內，便投了5家央企。邱士楷的簡歷上，求職意向一欄明確寫著“央企和國企”。
碩士研究生邱士楷曾經干過銷售，并在兩家券商研究所實習過，這些實習經歷讓他厭倦了合規部門檢查與信息分析，他希望自己能進入國開行、農開行等政策性銀行，或者進入其他央國企。
邱士楷說：“遇到疫情，至少央國企不會裁員吧”。
政策催促下，在春秋兩季招聘外，2022年國央企加賽一場，開啟了一輪夏季招聘。
國資委官方微信“國資小新”在6月一共推送了44條招聘信息。中交集團擬向2022屆畢業生提供近800余個工作崗位和百余個職場體驗官實習生崗位。
一家能源央企的子公司在北京、上海兩地開啟夏季招聘，只要是應聘進來的應屆大學生，均解決戶口落實的問題。
6月底，這家企業剛剛釋放出3個崗位空缺（該崗位解決北京戶口，且解決戶口不用排隊，入職就能解決，并提供員工宿舍），便收到了300多份簡歷，“我們完全沒想到會有這么多人來應聘，人力資源部的同事加班加點地面試。”這家企業的中層倪妮說。
應屆生對國企的推崇往往帶有一種“熟悉的陌生感”，比如國企早已經沒有了編制，采用合同制招聘員工，但是國企依然和編制一詞緊緊綁定。“國企員工也可以辭職，區別在于，國企比較人性化一些，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事情”，一位汽車零部件央企內部人士說。他所管理的企業是一家合資企業，企業內的外資更多考慮是怎樣拿到新業務、達到利益最大化，但這位管理者首要考慮的因素是符合國家法律法規、勞動用工、穩定性和社會責任。
上述汽車零部件央企內部人士將在國企工作比作進入圍城，身在圍城內的他覺得在國企內并不能“躺平”，和他合作的一位職業經理人剛剛因為業績指標不合格而被開除。
在倪妮看來，國企的工作已經不像以前那么穩定了，壓力比較大，各種加班也是經常的事情。
2021年，倪妮所在的企業開始執行末位淘汰制，即每年都要簽署目標責任書，考核排在末位的幾個人要降檔、降級。倪妮舉例說，之前便有人因為考核靠后，一路從專家級別降到主任級別、副主任級別。而且，排在最末位的還有可能被淘汰，甚至真的會被勸退，有犯了錯誤的直接被開除。
目前，倪妮簽署了目標責任書，需要達成多項重點工作任務，科研項目的進展也要達到要求，重點科研項目攻關、成果轉化以及部門完善的專利都有硬性的指標要求，倪妮感到壓力很大。
2000年，項陳從大學畢業，他有一個留校的機會，但他果斷的選擇奔向一個欣欣向榮的市場。“那個時候剛剛能上網，能上QQ，但是還是能看到一些信息，對外企也有些向往”，項陳說。
2000年初，招聘會里擺張桌子、支個攤子，就是一個招聘點。現場人頭攢動，應聘的人拿著厚厚的簡歷一份一份地投過去，也為心中的經濟版圖投出了一票。
彼時，一批跨國企業剛剛進入中國，在短暫摸索后，開始了規模化增長，2000年《外資企業法》修訂，一年后中國加入WTO，對外的大門打開。
項陳還記得，那個時候的國企在畢業生心中是“一杯茶一張報紙坐一天”的地方，外資則是“風向標”，競爭很激烈，工資也更高。
經過幾輪挑選，項陳成為可口可樂的一名業務員。
早上8點開會后，項陳就騎著自行車一家一家“跑客戶”，一跑要跑30多家。夏天賣得很快，也很辛苦，吃完午飯后又困又熱，還要硬撐著繼續跑，一天騎車幾十公里，晚上回到家里都在九十點鐘。
年輕、肯跑的項陳逐步晉升，從業務員干到了分區經理。項陳覺得自己青春最好的10年都在那里了，“最艱難的活兒都學到了，工資也有彈性，勤快的業務人員和偷懶的人員花費的時間不一樣，拿到工資也不一樣”。
做到分區經理時，陸續有獵頭找到項陳，項陳并未心動，直至一家央企找到了項陳。
隨著年齡的增長，項陳開始認真考慮這個機會，并最終選擇離開可口可樂，進入國企。“可口可樂就是青春、激情、夢想，新的工作就是油膩中年、家庭、責任、擔當”，項陳說道。
進入央企，短時間內他獲得了家一般的歸屬感，但在溫情過后，項陳感受到了不一樣的東西。
項陳獲得一次晉升的機會，但歷經談話、公示等多重繁瑣的程序后，又錯失了這次機會。那一刻他明白，央企的人際關系比外企要復雜得多。項陳說：“作為普通員工，如果你沒有向上走的欲望，那的確是有家的感覺。但是，一旦你想往上走，又沒有人際關系支撐，你若想晉升，就會非常難。”
對于自己的選擇，項陳難言后悔，不過他說，如果再給他第二次選擇的機會，他依舊會選擇外企為先。
項陳建議道，如果你的朋友是一個優秀大學生，在國企有人脈關系是可以的，如果沒有，那就先去外企鍛煉，有了資歷再回國企做管理層。如果想在國企從底層晉升，還是比較難的。
在項陳畢業的2000年，國企的一輪改革潮正在接近尾聲，涉及數百萬人的“下崗潮”對中國經濟、社會帶來的沖擊尚在消化中。
在他進入國企時，刺激性政策開始醞釀逐步退出，中國經濟增速出現換擋，市場競爭格局也開始緩慢的變化。一個跡象是外企、民企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互聯網企業的異軍突起也在這個十年的末尾聲勢漸低。
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則在這十年中走上了“做大做強”的軌道——2012年至2021年底的十年時間中，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額較2012年底增長了2.6倍，達到了259.3萬億元。“我們那時候剛好處于改革開放最火熱的年代，大家都拼足了勁，現在畢業的‘00’后處在互聯網信息包圍中，家里條件也好，能安穩就行了，可能不需要闖蕩了”，項陳說。
已經拿到地方國企offer的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碩士研究生李生生，吸引了周圍師弟、師妹艷羨的目光，他們急于向李生生取經，到底怎樣才能順利進入地方國企。
李生生用“定位”一詞開啟自己的經驗分享：“我就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也很清楚自己要什么，首先工作強度不能那么大，城市也要宜居，企業文化要人性化，地方國企是最適合我的。”
帶著這種選擇，7月2日，李生生來到成都報到，抵達成都的第二天，他所供職的地方國企便給他過了一次生日，并提供了員工宿舍，管吃管住，李生生直言：“這就是家的感覺沒錯了。”
李生生想在里面干到退休，吸引他的不止于穩定，還有可觀的年終獎，以及每年10%的工資上漲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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