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與海中的象征意義 老人與海中的象征意是
老人與海中的象征意義 老人與海中的象征意是
老人與海中的象征意義：老人，一個倔強的老頭，一個樸實的老頭，一個與困難抗衡的老頭。海，老頭的朋友，人們為之歡喜為之憂愁。老人與海，倔強，頑強的象征。老漁人桑提亞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劇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漢性格的最后總結。
貧窮而又不走運的老漁夫桑提亞哥的命運是悲哀的，而他卻又是一個失敗的英雄，“打不敗的失敗者”，海明威的硬漢子品格像精靈一樣錚錚依附在桑提亞哥這一人物形象之上，這便是海明威式“硬漢子”精神的象征，他不管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自覺亦或不自覺，都作為了海明威“冰山原則”的有力體現。
桑提亞哥是一個“獨自在灣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魚的老頭兒”。生活和歲月給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頸上凝聚了深刻的皺紋，顯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顯得老邁”了，可是他的那雙眼睛“跟海一樣藍，是愉快的，毫不沮喪的”。作品一開始時，老頭兒正趕上“背運（那是形象倒霉的一個最壞的字眼）”。八十四，整整八十四天，他連一條魚都沒有捉到，這對一個以打魚為生的漁夫來說，那真是再倒霉不過了。就連跟他在一起很長時間的一個孩子，也不得不在第四十天離開了他。
老漁人的悲慘命運正是海明威的自身遭遇在藝術上的折光反射。海明威曾經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戰爭，人們還未從世界大戰的惡夢中醒來，幻滅、失落等種種迷惘困擾著人們。戰后的社會是一片混亂、凋敝的景象，戰爭和社會的種種荒誕現象給海明威的精神和身體上都帶來了很深的創作，可謂九死一生。這也正是老漁人桑提亞哥蒼老的表現之一。另外，我們發現從1940年《喪鐘為誰而鳴》之后，海明威整整十年沒有發表什么重要作品，而1950年出版的《過河入林》又遭到輿論界的一致批評，“眾多評論家甚至斷言海明威的才智已經枯竭，再也沒有什么新鮮東西了”[vii]。這個情形與桑提亞哥老人一開始的景況多么的相似，老人背了運，一連八十四天打不到魚，當他坐在海濱酒店時，周圍的漁夫都在嘲笑他或者對他寄予同情。
桑提亞哥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古怪老頭兒”，或者說是為了證明自己是有堅強勇氣與毅力，為完成只屬于自己的那項別人無法替代完成的任務，為了鰥夫的光榮與尊嚴，桑提亞哥一定要捕到一條大魚，對于尊嚴與榮耀，海明威是極其強調的，他曾經一度打算為該文使用“人的尊嚴”這一標題。對于海明威來說，要寫好一篇“一輩子所能寫出的最好的作品”，“從戰術上講，現在發表《老人與海》可以駁倒認為我這個作家已經完蛋的那一派意見”[viii]。海明威意識到《老人與海》的這部作品的完成，將讓“別的優秀而成熟的作品與它相比大為遜色”。我“今后還要努力寫得更好一些，但這會是非常困難……我是一個專業作家，對這部作品心中有數。”老漁人桑提亞哥也意識到了“85”是個吉利的日子，“可以捉到一千磅的大魚”。[ix]桑提亞哥老人在捕到他一生捕到過的甚至見到過的最大的魚后，耗盡了全身了精力，不僅兩手空空，而且傷痕累累；而海明威在寫完這部最優秀的作品后，直到最后的自殺都未曾發表過任何作品，在寫《老人與海》的同時寫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海流中的島嶼》都是在1970年他妻子整理后發表的。
雖然海明威說：“人們說什么象征主義，全是胡扯”，筆者認為把老漁人桑提亞哥作為“打不敗的失敗者”的人物形象進行塑造與對海明威雙重性格的探討也分不開。悲劇超越了他的失敗，升華了存在的意義，失敗后的言語與行為又折射出海明威的人生觀和行為準則。精神上的勝利給了這些失敗者和其創造者做人的尊嚴和勇氣，同時又以一副面具去掩蓋內心深處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懦弱和自然主義宿命論。海明威的恩師格魯特·斯泰因這樣評述海明威的性格：“他用殘忍當盾牌，以掩蓋他驚人的膽怯和敏感。”《海明威傳》的作者庫·辛格也這樣說：“海明威外表粗魯健壯而又英勇，頗具男子氣概，但在內心里，他有一種女人的直覺、善感、溫情、容易落淚。”而著名的海明威學者杰佛里·邁那斯教授卻很直接地指出：“在外表上極力壓制他性格上多愁善感的一面，裝出一副男子豪放不羈的形象”。正是由于海明威本人的精心掩飾，使我們判斷失誤而在潛意識里對他的硬漢子精神產生了公式化的認定。對于海明威多愁善感的一面在老漁人桑提亞哥身上也有體現。且看桑提亞哥是怎樣在清晨喊醒小男孩的，“他輕輕握住孩子的一只腳，然后便一直握著直到孩子醒來”[x]這就是老人的細膩而又溫情的一面，這一面卻就被海明威極力地掩飾過，這一點也許與他雙重性格有密切的關系。在現實和虛構的兩個世界里，追逐描寫失敗而又不承認失敗成了海明威內心不安與痛苦的一劑良藥。
老人處境的一步步惡化就是為了表現出海明威這一硬漢子在“重壓”與所表現出的“優雅風度”，這樣的重壓之下，老人的失敗才顯得尤其悲壯，剛開始時，天天出海，但一連40天沒有釣到一條魚，這種失敗就夠“倒霉”了，后來小孩兒馬洛林的離去更讓老人的處理顯得黯淡凄涼，最后的遭遇更讓人感到凄慘，然而就是這種“從失敗仍然是到失敗”的境況下，桑提亞哥完善地體現了海明威的硬漢子性格：當他的大魚被鯊魚吃得僅剩下一副骨骼時，他自問：“可是，是什么把你打敗的呢？”“什么也不是……是我走得太遠啦。”老人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失敗，卻又絕對相信自我的力量。相信他縱然是失敗依然勇敢無比，相信在精神上并沒有敗給鯊魚，因為被消滅的是鯊魚，而不是自己，正是基于對待失敗的勇敢、毫不氣餒的精神，桑提亞哥體會到：“一旦給打敗，事情也就容易辦了”。于是“現在只要把船盡可能好好地、靈巧地開往自己的港口去。”當戰斗已成往事，輝煌也已逝去，桑提亞哥是那么安詳平靜地完成剩余的工作，絕好地體現了“重壓下的優雅風度”。如果說人生是個競技場，自然便是人生的大背景。而此刻的桑提亞哥卻已完全超越了這個自然，超越了他人生中的磨難、輝煌、成功亦或是失敗。
桑提亞哥“重壓下的優雅風度”的象征與筆者在前面提到的戰爭對海明威的身心推殘，戰爭的殘酷、統治者的虛偽及其流血的無謂改變了海明威年輕時“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負。
第一次世界大戰鑄成了海明威對人類社會的根本看法，嚴重的影響了創作基調。在海明威眼里，世界充滿了暴力與虛偽；死亡不可避免地等待著第一個人。這就是海明威筆下主人公桑提亞哥的悲慘命運的又一象征。在這種社會中生存下去，就必須為自己樹立一整套的生存法則，這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不能取勝，也萬萬不可以認輸，你可以在默默忍受中盡力活下來；放棄感情的糾葛，莫要顧影自憐；在戶外的體育運動中尋求歡樂，把‘硬漢性格’作為生命的支柱”[xi]正是這套生存法則讓海明威成功地塑造出了典型的硬漢子形象，就算是駕著漁船“上面是一面千窗百孔的帆，上面先后補上了一些面粉袋，如一面標志著被打敗的旗幟，”上天注定了老人失敗的命運，但面對失敗所表現出來的仍是硬漢子的坦然態度。海明威經過十六年之后，悟出了當年那個老漁夫的故事的真諦，他把古巴漁民的真實故事變成了一個滲透著人生哲理的寓言，海明威不再是單純地講述這個故事，而是揉進了自己的人生體驗、情感和思想。“八分之一”的來源于生活素材，而余下的“八分之七”卻是需要通過想象去挖掘的藝術真實與象征主義了。
可見桑提亞哥的象征所呈現出寓意的多義性，盡管其中也不乏某種朦朧氣息，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桑提亞哥是“海明威式”硬漢子精神的最佳體現者。
馬洛林是“硬漢子性格”的最佳補充
“運氣是我有了一個好老頭兒和一個好孩子，而近來作家們已經忘記還有這些事情”，[xii]海明威在談到小說成功的因素之時，曾頗為自得地將小男孩與老人相提并論。由此可見，小男孩馬洛林在《老人與海》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小說的真實素材《在大海上》這篇通訊里卻并無小男孩其人，小說中他卻占了不少篇幅，這便是海明威藝術創意與匠心所在，要研究《老人與海》象征因素，小男孩馬洛林顯然很值得讀者與批評家們推敲了。
孩子是從五歲起跟老人上船學習捕魚的，孩子的個性特征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老人的性格，孩子雖然很小，但并不顯很孩子氣；從老人那里學到的不僅是捕魚的本領，還有自尊自強的精神，并學會懂得生活的艱辛與男人的責任。稚嫩的肩膀早已習慣了清早就得出門打魚的生活的磨礪，縱然是“走路還打瞌睡”[xiii]，仍然說“這算什么，男子漢就得這樣。”鏗鏘有力，落地有聲的言語充分的展示了“海明威式”的硬漢子精神。
在老人的潛意識里，孩子是自己人生的另一階段，因為一個人不可能夢到兩個自己，所以盡管他與孩子朝夕相處，他“做夢時從沒有夢見過孩子”。孩子的離開是孩子家長的決定，老人不愿意也不讓孩子為難，于是不讓他再跟著自己，不讓小男孩也沾上老人的霉運，孩子多次的要求堅持回來，縱然老人的失敗就擺在面前，現實證實了老人的失敗，老人的多次回決，但始終阻止不了孩子。他不怕失敗，蔑視失敗，勇敢地面對失敗，因為在小男孩心里，桑提亞哥是一個“神釣”、“與眾不同”。孩子在回歸幫助表現海明威“重壓下的優雅風度”，小男孩的出現決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品，是有其象征意蘊的，是人類的未來生命延續的維系物，也是硬漢子不向命運低頭的力量源泉。桑提亞哥正是從孩子的鼓勵下堅強不屈的拼搏下去，他意識到：“要不是孩子，我早完了，這一點不承認可不行”，在與命運搏斗中，幾次想到小孩，“要是孩子在這兒多好啊！”所有有了孩子，生活中才會有痛苦和歡樂，才會有災難和希望，人類社會也才會生生息息，延綿不絕。
將唯一的一個與老人相依為命的小男孩馬洛林從桑提亞哥身旁無情地取走，這也是海明威獨到的藝術創意。取走是因為老人“倒霉”，是因為孩子的父母強令孩子另攀高枝。也是因為海明威生活在趨向于腐朽和沒落的社會里，海明威作為正直而又清醒的知識分子，一方面看透了社會的虛偽和腐敗，然而雖然他有膽有識，又有著自信和堅毅的品質，但長期的搏斗使他覺得力不從心了，認為即使自己再怎么，也無法改變這黑暗的現實。因而他感到苦悶，感到疲倦，感到希望和勝利的渺茫，漸漸地就變成了一個實際上的精神勝利者，渴望用精神的勝利使自己得到慰藉，得到解脫。
正是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海明威流露出對弱者的同情，對有錢人的輕蔑，對貧富差距的不滿，于是當老人感到孤寂和痛苦以及失敗之后，孩子終于下定決心回到老人的身邊，孩子的再次回歸，顯示他無視父親的權威與漁民們對運氣的迷信，“去他媽的什么運氣，我要運氣跟我走。”[xv]“家里人說起來，我才不管呢，”[xvi]孩子在回歸之前，老人的奮斗也是孤立的，無論如何英勇都注定會失敗，孩子的話昭示出他在老人的英雄氣概的感召下走向了成熟，在失敗之中隱隱約約地又感到了一絲的歡樂與光明的希望。
大海是海明威生存環境的象征
大海在整篇故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是桑提亞哥老人賴以生存的物質世界，是他生活的全部內容，海為他準備了神秘的大魚，為他提供了展示其無比的勇氣和毅力的場所，從美學角度來講，大海是一幅“意味著許多東西”的寫意畫。
在蒼茫而神秘的大海，她是“仁慈的，十分美麗的，但是她有時竟會這樣地殘忍，又是來得這樣的突然，那些在海面上飛翔的鳥兒，不得不一面點水搜尋，一現發出微細而凄慘的叫喊……”，可是“老頭兒總是把海當作一個女性，當作施寵或者不施寵的一個女人。”“為什么盜賊鳥和強大的鳥把像海燕一樣的鳥兒弄得那樣柔弱、那樣纖細，海洋有時竟能夠如此殘忍呢？”
桑提亞哥雖然也想到“海洋仁慈又十分美麗”，但是，他所強調的是“海洋就是能夠如此的殘忍，又是來得這樣的突然”，那些弱小的鳥兒只能發也“微弱而凄慘的叫聲”。桑提亞哥在這里流露的分明是對海洋殘忍的不滿，是對海燕一類弱小鳥兒的同情，如果我們聯系當時的美國現實，當時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猖獗橫行[xvii]，民主與進步力量遭到瘋狂的迫害，整個美國社會彌漫著疑懼和恐怖的氣氛，但作為一個目光敏銳的記者、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富有正義感的作家，通過《老人與海》向讀者傳達出海明威對黑暗現實的控訴。所以我們至少應注意到桑提亞哥關于海洋會突然變的殘忍。又為什么要反復交待桑提亞哥對大海上小鳥的同情呢？作者只提到屬于同類的海上的兩種鳥兒，海燕和黑色的小海燕，而“尤其為弱不禁風的黑色小海燕傷心”。當反共的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猖獗時，美國共產黨人卻沒有形成一支對抗力量，眾多的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遭受審判和監禁，美國人民經歷著空前的大劫難。海明威正是在這特定的殘酷現實面前，把“海燕一類的鳥兒”寫成了無法抗拒風浪的生靈，并把它選作受害于“海洋殘忍”的代表。小說中“海燕一類的鳥兒”即象征美國共產黨、人和民主進步人士。我們又注意到大海一律都是“暗黑的”，“黑漆漆的”或是其它黑暗的色調，仿佛大海是一個穿著黑衣，帶著黑色的面紗，海洋又是“如此的殘忍”這又不正象征著麥卡錫主義把美國搞得天昏地暗的社會現實么？
但海明威卻又給大海賦予了女性的身體和靈魂。海的女性，讓她自身蘊含著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所以才能為老人準備好一個巨大無比的魚，她的寬廣足以使老人駛入體驗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現實奧秘的領域，她的浩大足以允許老人生活的永恒之中。桑提亞哥與自然的關系也主要體現在他與大海的依存又斗爭的關系之上，美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文化的海洋上匯合并經由海洋而輸入美國，美國文化的源頭也必須追溯至歐洲文化的愛琴海文化。這也是海明威選擇“大海”作為漁夫桑提亞哥生存環境的重要原因，而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非“仁慈、善良”的女性才可容納的。
獨自在海上的日子，桑提亞哥看日升日落、觀月隱月現，與魚鳥作伴，和風水對話，他也變成了大海的一部分。“海洋是仁慈的，十分美麗的，”最終給予了老人一條“比小船還長兩英尺”的大馬林魚。可是海洋又是殘忍的——那此成群結隊而來鯊魚奪走了他辛苦追捕到的大魚，粉碎了他的“光榮”。老人的孤獨與快樂、斗爭與失敗都和大海相聯系。老人與大海的關系是既依存于大海又要與大海斗爭。他不僅僅從大海獲得生存條件、生存技巧，還從大海獲得朋友和對手。大海是他的生活場所和戰斗場所，也將成為他的最后歸宿，這與海明威有極其重要的關系。
海明威只是一個描寫男人的作家，他描寫的是能在“重壓下表現優雅風度”的男人，“海明威沒有一部可以稱得上是專門以女人為中心主角或以婦女讀者為主要對象的作品”[xviii]，與海明威同時代的評論家艾德蒙·威爾遜說：“他筆下的女性是不真實的”[xix]，這是由于母親的清高自負、驕縱自私給海明威留下終生影響，母親十足的男性氣質與專橫令海明威極其反感，甚至在他母親死后多年，海明威還在朋友面前憤憤地說他的母親是雌雄同體，母親的“男性化”行為造成了海明威心里障礙——認為自己缺少真正的母愛，這就讓他在戀愛時表現出明顯的戀母情結，總是愛戀年齡比他大的女人，這一事實也間接地反映出他在前半生中不斷尋找一位理想母親替代者的渴望與決心，“女人是使他不安的最大根源”[xx]，父母在婚姻上的不諧調與海明威（1899年）大7歲的阿格尼絲（1882年）的拒婚對海明威的傷害反映出海明威性格極為脆弱的一面。這一現實令海明威內心不安與痛苦，于是精神上的寄托成為了醫治他內心的一劑良藥。那么“仁慈的、美麗的大海”成為他內心的理想化身。
因此，這幅“意味著許多東西”的寫意畫成了海明威生存環境的剪影。
鯊魚是惡勢力的有力代表
關于小說中的“鯊魚”的象征意義，也有多種不同的解釋，諸如象征復仇女神，象征時間，象征死神等等。但海明威自己明確地說過。“那可惡的鯊魚……，就好比所得稅。我努力工作，碰上好運氣。我得到一張數目可觀的支票，于是所得稅就象鯊魚一樣跟蹤而來，用尖利的牙齒大塊大塊地咬著吃，那老人沒說到這個，我卻說到了”[xxi]，顯然海明威這里的“鯊魚”是充斥于他所處世界中惡勢力的象征。
而海灘上那具巨大的、白色的馬林魚骨。它作為老人與馬林魚激烈追逐，與鯊魚拼死相爭的見證，可以說既是勝利的象征，也是失敗的象征，正是這種微妙的對立統一與相互之間轉換，讓我們在一次看到了依附其上的海明威式的硬漢子精神。對于馬林魚，作者對它的描寫貫穿于全篇。它大而且美，比老人的漁船還長兩尺，風度優雅，儀態萬分，在水層潛游時是一抹巨大的黑影，躍出海面時，銀光閃閃，它牽引著自己的追捕者在茫茫的大海上急劇而又從容地挺進，將身后的波光浪影染成一片暗紅。這些描寫，不僅切合于全篇海上的風光，更重要的是使這條馬林魚作為一種自然的壯觀與偉大的象征而與孤獨的老人、飄零的船只形成對照，反射也作為它的追捕者與征服者的老人那副黑瘦的軀干中所蘊涵的力量與光輝。在馬林魚這一象征性形象的照耀下，小說的全部描述也就獲得了更為豐厚的意蘊。
桑提亞哥所看到的馬林魚似乎比我們人類“更崇高、更有力些”，也看到了鯊魚的“無所畏懼”，實際上寫魚也是為了寫人。因為老頭兒知道“什么是一個人能夠辦得到的”，“這一個總要去殺死那一個”，其實也是“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象征。被鯊魚蠶食后的馬林魚只剩下的“白色魚骨”又何嘗不是戰爭的另一個縮影。
戰爭使海明威迷惘的心理素質發展成為基本的個性特征。一九一八年七月，海明威在意大利前線被炮彈片擊中負了重傷，當時還不滿十九歲。這次戰爭對于海明威生活和創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說它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最兇殘、指揮最糟糕的屠殺。誰不這樣寫誰就是說謊。”[xxii]戰爭摧毀了人類文明，摧毀了青年對生活美好的幻想，摧毀了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道德和價值觀念。西方青年在戰爭中看到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生存的丑惡，悲慘和無目的性，從而成為頑固地、深不可測的懷疑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犧牲品，這樣造成了“迷惘的一代”。海明威由于從少年時期就具有了“迷惘”的“病史”，而戰爭給他的精神和肉體都造成了人所不及的創作，所以海明威這樣說：“我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印象壞透了。”“戰爭在一個作家心靈里留下的創傷是很難愈合的。”海明威令人拍案而起的反戰情緒在他戰爭為題材的各種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現。因此在白色的魚骨這座“小冰山”的底部，還有八分之七可能就象征著殘酷的戰爭。
桑提亞哥希望釣到大魚的時候，他果然釣上了前所未聞的大魚，他對大魚的贊美，身軀的龐大、姿態的優美、威力的巨大、色澤的美麗，可以使人聯想到它象征著人們渴望創造的奇跡，要達到的宏偉目標，甚至是要實現的遠大理想。而那些不斷前來吞吃、咬噬大魚的鯊魚，則可視為搶掠成性、制造災難、阻止人們達到理想境地的各種破壞性惡勢力的象征。
對于桑提亞哥又為何去贊美另外一種鯊魚（鯖鯊），這是一向注重風度的海明威借桑提亞哥之口說也他對各種敵對力量不同的態度。海明威曾經說過：“我寧可有一個誠實的敵人，也不愿擁有很多虛偽的朋友。”鯖鯊或許象征著海明威所喜歡的那種“誠實的敵人”。小說著重寫鯖鯊游姿矯健，反應迅捷，牙齒銳利，進攻直率而勇猛，毫無畏懼，對它的死海明威也寫得有聲有色。但是桑提亞哥贊美只鯖鯊的風度和力量，他并沒有忘記鯖鯊是他的“敵人”。他是懷著“要把對方置于死地的無比狠毒的心腸”刺死鯖鯊的。但是對待星鯊，桑提亞哥的態度就截然不同了，星鯊吃腐爛的東西，貪婪而兇殘，氣味也難聞，還偷襲瞅著的海龜，咬海里游泳的人，在進攻方式上也非常令人厭惡。桑提亞哥十分鄙視這種鯊魚，但是卻深深知道它們的厲害。海明威就是這樣在他的作品中來向人們展示冰山下的“八分之七”的。
更多的立體象征形象
“更深的東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東西”，海明威這樣告訴他的讀者們，當我們真正讀懂了《老人與海》以后，我們會懂得不僅僅只是老人、小孩、大海和魚類有一定的象征主義。在這部作品里“更深的東西”還很多。
如小說中的“獅子”在作品中有節律地反復出現，老人甚至從夢中都夢見了“獅子”。顯然“獅子”作為力與勇的另一稱呼，它在小說中的不斷出現，構成了一種寓意十分明確的象征：象征著老人追求力與勇的搏擊精神，這種搏擊精神就是“海明威式”的硬漢性格的體現。
另外，在《老人與海》中的壘球手老狄馬吉奧與老人角力的黑人大力士，鼓著長長的黑翅膀在海上盤旋找追捕目標的鷹，以及關于老人吃的金槍魚都有一定的寓意，都具有桑提亞哥形象的特質，它們都與作品中其他人物、環境有著符合實際生活本來面目、渾然一體的關系，然而又都是海明威代以傳達“意味”的象征體。這與象征主義作家所偏好的那種為追求所謂“主觀真實”，面對客觀世界支離扭曲，任意構造象征意象的作法是格格不入的，這種差異也許就是海明威不愿接受象征主義桂冠的一個重要原因。
海明威還通過象征性描寫隱晦地表達了他對美國現實地極度悲觀。小說有多處描寫“能夠使人聯想到距離耶穌蒙難”的情景。當桑提亞哥看到星鯊時，他的喊叫就像“一個人感到釘子穿過他的雙手釘進木頭里而不由自主發出的喊叫聲。”這里暗示的“一個人”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再如桑提亞哥“他扛著桅桿坐在那兒”，還有他睡覺的姿勢，“兩條胳膊直直地伸在外面，兩只手心朝上，就這樣瞅著了。”作者用這些象征性描寫是在暗示：美國的耶穌又被釘在十字架上了，基督精神死亡了。海明威正是以這種無言的、隱晦的，基督徒或許能夠領的方式，向他的絕大多數信奉耶穌基督的同胞、世人傳遞他對美國現實的莫大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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